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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專欄|香港首個五年規劃下的貿易新業態新模式

發佈時間:2026-09-21 信息來源:大灣區進出口商業總會

文 / 全國政協委員、

大灣區進出口商業總會會長 林龍安

《香港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一個五年規劃(2026—2030 年)》的發表,標誌著香港首次以「五年規劃」的形式,系統性地為自身中長期發展定調。回歸以來,香港一直習慣在市場自發調節的框架下前行,如今主動引入五年規劃機制,本身就體現治理邏輯的轉變,由被動應對外部衝擊,轉向主動謀劃、系統佈局。規劃以「強化四大中心」建設為重要主線,清晰勾勒香港作為「國際貿易中心」在全球供應鏈重構中的新定位,也回應了一個持續受到關注的問題,在地緣政治摩擦加劇的背景下,香港傳統轉口貿易的優勢還能走多遠。

規劃給出的答案並非固守既有優勢,而是主動求變,把跨境電商、品牌出海、數字貿易等新業態、新模式,作為貿易中心轉型升級的重要抓手。這既是香港對近年全球貿易格局深刻變化的回應,也是「內聯外通」獨特優勢的一次系統性激活。

鞏固國際貿易中心

規劃在論述國際貿易中心建設時提出「擴網絡、強優勢、創增量」,並明確要朝「數碼化和多元化」方向升級。這背後反映的,是對香港貿易角色的一次再定義。過去,香港貿易中心的核心價值在於「轉口」,依靠自由港、低關稅、普通法制度和高效物流,充當內地與世界之間的貨物中轉樞紐。然而,隨著內地產業鏈日益完整,周邊港口競爭力提升,單純依賴貨物所帶來的紅利正在被稀釋,這與航運篇章提出的「由噸位大港向價值港轉型」思路一脈相承。

香港的應對之道,是把自身從「貨物中轉站」升級為「高增值服務樞紐」。規劃提出,鼓勵製造、科技與物流企業利用香港開展國際訂單、匯兌、貿易金融、供應鏈管理等高增值活動。換言之,貨物未必要經香港實際裝卸,但圍繞貨物流動所產生的資金流、信息流、風險管理與法律服務,可以更多沉澱於香港,這是一種更依賴制度與專業服務、更契合香港稟賦的貿易模式。

與此同時,規劃強調要鞏固與歐美市場聯繫,深耕東盟、中東市場,探索中亞、非洲等新興市場,並爭取早日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在傳統貿易夥伴增長放緩、部分市場設置壁壘的背景下,香港需要更主動擴大「經貿朋友圈」,以分散外部風險,而整合投資推廣署與貿發局的海外辦事處網絡,則有助把過去相對分散的推廣力量重新整合,形成合力。

跨境電商與「品牌出海」新戰場

如果說鞏固貿易中心地位是頂層設計,那麼跨境電商就是規劃中最貼近市場,也最具拓展空間的具體抓手。規劃明確提出要「積極發展跨境電商⋯⋯推動品牌出海」,並透過資助、能力提升、培訓及推廣支援,鼓勵中小企業升級轉型,推進數碼化轉型及應用新興技術。

這一部署具有鮮明的現實針對性。內地電商平台及一批新興品牌企業對「出海」的需求持續增加,但相關企業往往面臨物流成本高、支付結算複雜、海外合規風險較大以及品牌認知度不足等共同痛點。香港恰恰在這些環節具備比較優勢,作為國際貿易及物流樞紐,擁有高效的航運及多式聯運體系;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在跨境支付與貿易融資方面具有天然便利;普通法制度以及國際仲裁、調解等專業服務,亦可為企業拓展海外市場提供風險管理和爭議解決支持。

規劃提到,透過「內地企業出海專班」整合駐內地及海外經貿辦、投資推廣署及貿發局的功能,為內地企業提供涵蓋海外市場分析、風險管理、法律服務、品牌國際化推廣、供應鏈協同及跨境融資的一站式綜合服務。這種安排,本質上是把香港分散於金融、法律、會展、檢測認證等領域的專業服務業優勢串聯起來,形成較為完整的「品牌出海」服務鏈。

規劃提出,支持符合條件的香港優質品牌納入「中國消費名品」,推動兩地企業在品牌培育、研發設計、供應鏈管理、全球營銷等方面深化合作,優化「內地製造 + 香港服務」的出海模式。其核心並非在製造環節與內地或東南亞競爭,而是聚焦香港最擅長的「軟實力」環節,著重於品牌定位、國際化包裝、檢測認證與法律合規,讓「香港服務」成為內地製造走向世界的增值環節。同時,規劃也提出反向引導海外企業利用香港的會展平台,把優質產品和服務引入內地市場,形成真正的雙向流動,而非單向的「代理」關係。

數字貿易新業態

相比跨境電商,更具制度深意的是規劃專門論述的「數字貿易等新業態新模式」。規劃提出要加快貿易文件電子化,擴大數碼技術、數碼產品和數碼服務的進出口,完善數據服務產業鏈,探索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便利化安排,並積極參與數字貿易國際治理。這意味著香港的貿易轉型,已不再侷限於交易方式變化,而是進一步延伸至數據、規則及基礎設施層面。

值得留意的是「貿易單一窗口」第三階段服務的落實,以及與內地及其他經濟體「單一窗口」互聯互通的推進。「單一窗口」把原本分散在海關、檢驗檢疫等多部門的單證申報整合為一個入口,若能實現跨境互認,將有助降低中小企業的合規成本和時間成本。

規劃還提出推動「貿易單一窗口」接駁金管局「商業數據通」,便利銀行獲取商業數據作貿易融資參考。這意味著「貿易數據」與「金融服務」之間的連接將進一步加強,為中小企業解決長期因抵押品不足或財務透明度有限而較難獲得貿易融資的困境。若銀行能基於真實貿易單證及相關數據評估風險,便有望更精準地定價和配置融資,從而降低部分融資成本,緩解「融資難」問題。這也與規劃中「金融 + 貿易」的部署相呼應,進一步強化貿易融資、供應鏈金融、結算清算及風險管理服務。

此外,持續推進的「CargoX」項目,將貨運物流與貿易數據平台連接起來,促進單證電子化及跨境數據交換。貨物、單證、資金三條線唯有同步數碼化、同步互通,才能真正壓縮跨境貿易的時間成本及不確定性,而這正是數字貿易能否由制度設計轉化為實際效率的關鍵基礎。

制度優勢再激活

跨境電商、品牌出海、數字貿易之所以能在香港落地,離不開規劃反覆強調的另一條主線,即把金融、法律、會展、檢測認證等專業服務串聯成生態系統。規劃提出深化 CEPA 全面升級,爭取對香港服務提供者實行國民待遇,推動貿易、投資、金融、數碼治理等規則標準互認,對香港而言,這意味著香港專業服務業有機會以更低門檻進入內地市場,並將制度及專業優勢延伸至更廣泛的跨境商業場景。

離岸人民幣業務的深化同樣重要。規劃明確要支持企業在跨境經貿業務中更廣泛使用人民幣,便利人民幣與其他地區貨幣兌換。對從事「一帶一路」及東盟市場業務的企業而言,這有助於降低部分匯兌成本及匯率風險。與此同時,會展業「雙向平台」功能的強化,則為品牌出海提供線下場景支持,既是內地品牌走向世界的展示窗口,也是海外企業進入內地市場的重要跳板。

挑戰與展望

理想的制度設計要真正轉化為競爭優勢,仍面臨不少挑戰。一是區域競爭日趨激烈,新加坡、上海乃至前海、南沙都在積極布局跨境電商與數字貿易基礎設施,香港的既有優勢仍需要依靠政策執行效率和服務能力持續鞏固。二是數據跨境流動的便利化仍需在數據安全與流動效率之間找到平衡,相關安排的落地節奏可能較為審慎。三是中小企業的數碼化轉型能力參差不齊,政府的資助與培訓能否真正觸達最需要支持的企業,也將直接影響政策成效。

儘管如此,香港在貿易新業態發展中的比較優勢依然清晰:普通法制度帶來的可預期性、與國際接軌的金融基礎設施、高度國際化的專業服務業,以及「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定位,構成一組具有辨識度的制度與服務條件。若「貿易單一窗口」互聯互通、商業數據通接駁貿易融資、內地企業出海專班等具體措施能按規劃節奏落地,香港的發展方向更有可能呈現出與新加坡、上海等地錯位互補的特徵,不是比拼口岸吞吐量,而是比拼誰能為全球供應鏈提供更高效、更可信的「軟基建」。

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在貿易領域的部署,體現出較為清晰的轉型邏輯,從依靠自由港政策獲取「轉口紅利」,逐步轉向依靠制度型開放、數碼化基礎設施和專業服務生態,釋放「規則紅利」與「服務紅利」。跨境電商、品牌出海、數字貿易看似是具體的產業政策工具,實際上折射出香港對自身角色的重新定位。在全球貿易格局深刻重塑之際,香港正嘗試以更主動的姿態,把自身嵌入內地企業「走出去」與國際資本「引進來」的雙向循環之中。這一路徑最終能走多遠,仍取決於政策執行的細緻程度,跨境制度銜接的實際進展,以及市場實際反饋,但就規劃文本所呈現的政策部署來看,香港已經為未來五年的貿易轉型勾勒出一幅相對清晰的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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