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大灣區進出口商業總會會務顧問

在許多人看來，如今70多歲的林毅夫已經「功成名就」，但他依然活躍在學術研究一線，從未停止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思考，甚至還在堅持給本科生上課，講臺上一站就是2個小時。

曾經做了他20多年工作助手的陳曦說，林毅夫每天的日程表上總是安排得滿滿當當，朗潤園那間辦公室的燈仿佛一直亮著，「如果一定要問林老師有什麽愛好，工作算不算？」

「家國情懷，嚴謹治學，和而不同，謙謙君子」。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黃益平，用這16個字概括了這位從上世紀80年代起就在一起工作的老同事。

北大未名湖畔，林毅夫與學生交流。（資料圖片）

經濟學家有責任去研究和回答時代議題

推開林毅夫辦公室的門，一整面墻的書架映入眼簾。除了浩如煙海的文史哲典籍，書架上擺放的不同時期的老照片，勾勒出這些年來他的心之所向，行之所至。

林毅夫不止一次提到，在他的學術生涯中，北大是重要的地理坐標，是他經濟學研究起步的地方。1979年秋天，20多歲的林毅夫進入北大經濟系，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這也是他日後創立新結構經濟學的重要思想來源之一。

1982年，在北大獲得經濟學碩士學位之後，林毅夫遠赴美國，成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的關門弟子。在芝加哥大學，林毅夫將中國農村改革作為研究方向。他早期的學術成果，大都與農業、農村、農民有關。林毅夫笑稱，盡管早已「農轉非」了，但直到今天，依然有人將他視為一位「農業經濟學家」。

為什麽如此關註「三農」問題？林毅夫說，改革開放是從農村起步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和鄉鎮企業的發展，為什麽能給中國帶來如此深刻的改變？這背後有著巨大的理論價值。改革開放之初，中國80%的人口生活在農村，如何讓農民富裕起來，這是當時國家面臨的最大問題。作為經濟學家，有責任去研究和回答這些時代議題。

在芝加哥大學求學的4年，林毅夫受益良多。新結構經濟學強調「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結合，盡管這與「芝加哥學派」單純強調市場的觀點有所不同，但正是從那些經濟學大師身上，他學會了如何從現象出發而不是從理論出發，來觀察和總結真實世界現象背後因果邏輯的方法。

直到今天，這依然是林毅夫所堅持的方法論。「他特別反對碰到一個現象就直接試圖以現有的理論來解釋，而是主張以經濟學的分析方式去研究問題。這樣得到的解釋可能與現有的理論解釋一樣，也可能與現有的理論解釋不一樣，如果不一樣就可能形成一個新的理論。」黃益平說。

真正原創性的理論建立在對現實的觀察和理解上

1987年，林毅夫成為我國改革開放之後第一個從海外學成歸來的經濟學博士。

與那個年代放棄海外高薪和優越條件的歸國學者一樣，彼時，林毅夫也面臨許多選擇，不少國外高校和研究機構向他拋出橄欖枝，有的甚至「3天工資就是國內1年的收入」。當得知他要回國的決定時，身邊的許多老師和朋友都非常不解。他們勸林毅夫，在當時的中國，連最新的學術文獻都查不到，如何做研究？

林毅夫回答，真正原創性的理論不是來自於文獻，而是建立在對現實觀察和理解的基礎之上。許多重大的經濟現象都發生在中國，如果不在中國本土研究這些問題，那就是霧裏看花。

林毅夫向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學員介紹中國經濟發展經驗。（資料圖片）

回國之初，當時的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向他發出了邀請。在那裏，林毅夫和他的同事一起跑遍了我國最偏遠的農村，熱火朝天地參與了當時我國農村的改革進程，在上世紀80年代的改革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他早期的著作《製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獲得了中國經濟學界最高獎——孫冶方經濟科學獎。

然而，林毅夫始終對在中國建立一個經濟學理論和政策研究重鎮、培養一批懂現代市場經濟體系的年輕人念念不忘，希望成立一個面向海外歸國經濟學人的研究機構，「用中國的經驗提出一套新的理論」。1994年8月，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在北京大學成立，林毅夫擔任主任，海聞等人擔任副主任。

「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之初，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吸引人才，是不是有人願意從國外回來。」林毅夫回憶說，在當時相當長的時間內，國內海歸經濟學者只有他1人，一直到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時才增加到6人。「海外學成歸國的學者要發揮作用，需要一個新的體製，新的體製能不能被接受？」

從創辦之日起，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就繼承了北大兼容並蓄的傳統。回憶起在林毅夫身邊工作的經歷，陳曦感慨說：「無論是在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還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每個人都知道他開會的習慣，教授們可以暢所欲言，他對不同意見從不居高臨下搞一言堂，總是以理服人，一直談到你心服口服。」

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及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幾乎參與了中國每一次重要改革進程的討論，從早期的農村土地改革到國企改革，再到醫療改革、新型城鎮化建設等，人們所熟知的諸多改革，都能在這裏找到學術的「底本」。

2018年12月，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授予100名優秀代表改革先鋒稱號，作為「經濟體製改革理論的探索者」，林毅夫入選。

「他把自己所學與國家所需結合起來，是一位真正的改革者。」長期與林毅夫在全國政協履職的會計審計專家張連起如此評價他。

用中國經濟理論解釋中國創新實踐

林毅夫對中國經濟改革的研究，也得到了世界銀行的關註。2008年6月，他成為世界銀行成立以來，首個來自發展中國家的首席經濟學家。

在世界銀行工作期間，林毅夫最大的感受是在這裏任職的經濟學家很多都畢業於歐美知名大學，對幫助發展中國家也抱有很高熱情。可是當他們到非洲一個人均GDP不到1000美元、人口不到1000萬的小國考察時，給出的建議卻是與發達國家一樣發展股票市場、風險資本。

「思路決定出路」，林毅夫說，如果把根據發達國家經驗形成的理論簡單運用到發展中國家，可能出現「南橘北枳」的結果，即便政策初衷很好，但效果可能不及預期。對於經濟學家來說，關鍵是要站在發展中國家的立場上，去尋找符合實際的解決方案。

2012年6月，結束了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任期之後，林毅夫回國，重新站上三尺講臺，成為一名普通的北大教授。

這些年來，林毅夫一直致力於新結構經濟學的研究工作。這是他植根於改革開放實際，總結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驗教訓提出的新理論，力圖為發展中國家探索一條經濟發展新路。

「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需要中國學者向世界表明中國立場、闡釋中國道路、發出中國聲音，構建中國自己的學術話語體系。」林毅夫說，「發展的關鍵在於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共同作用，發掘每個地區的比較優勢。」

因為長期看好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景和潛力，有人給林毅夫貼上了「樂觀派」的標簽。對此，林毅夫並不在意外界的看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個學術觀點，別人接受最好，批評也很正常。我追求的並不是別人說我好還是不好，我更多關心的是能否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真正有所貢獻」。

盡管擔任多個社會職務，但林毅夫最看重的還是北大教授的身份。從1995年開始，他就在北大給本科生開設「中國經濟專題」的大班課，除了在世界銀行任職期間外，20多年來從未中斷。2020年，林毅夫又領銜創辦了「新結構經濟學本科實驗班」，這個班也被稱為「林毅夫班」，希望為中國培養出經濟學理論自主創新和引領世界思潮的拔尖人才。

曾經在「林毅夫班」就讀的學生吳夢說，哪怕只有一個學分的課程，林毅夫也會認真對待。每個月無論有多忙，他都會抽出時間與學生們交流，一起討論他們關心的問題，從宏大的經濟議題到身邊的尋常小事，無所不包。

他不止在一個場合表達過對教書育人這件事的喜愛，「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是一大快樂」。他隨之也會告訴學生：「作為天下的英才，是要對天下負起責任的，不能辜負了這個時代。」一如他在北大畢業典禮上對學生的寄語：「只要民族沒有復興，我們的責任就沒有完成。」

林毅夫說，這也是他自己內心的信仰，40多年來從未改變。

來源：經濟日報